司徒雷登致马歇尔的信 　　　　　　　　　　　　（1948年12月21日） 　　我仅略述我个人对中国政治现状及其与美国政策之关系的见解，其目的一部是为了 存案，但主要是为了得到你的训示。 　　我原来的希望是借着对于蒋政府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以顾问的形式，其他一切都依之 而定)可能使长江以南地区保持完整，并使南京以北之沿海地区肃清敌对的共产主义，这 是你所深知的。而且又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顾问和经济援助，地方政府与人民生活应该 有所改进，比共产党地区内的情况格外好些。国民政府将守住它的疆界，而对于共产党 不进行挑衅的战争。这便可以使双方的舆论渐渐形成，并成为某种谈判解决的基础。这 是否可行以及结果是不是值得我们的努力，现在并不关系重要了。 　　讨论目前的现实情况，自必须照常从蒋总统谈起。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 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种情绪为政府中各 级官员多数所共有，而在政治觉悟的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反对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大家认为他这样指挥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予人民以不可忍受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困 难。经常有这样的看法，说他是共产党的最好资产。因此也有人这样讽刺地说，他不肯 依照人家再三的劝告而将积极指挥事务之任务交出，因为他以为这样做便等于让共产党 蔓延于中国，这种情形是有讽刺性的。所以在他心里问题是很混乱的，许多美国人心中 也显然如此，他认为美国对他的军事援助是唯一代替共产党完全统治中国的办法。然而 ，维持一个失却本国人民拥护的人执政，当属违背民主的基本原则，足以引起对于共产 党事业更大的同情，和强烈的反美情绪。 　　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军事人员似都同意即使在新的领袖之下，这种援助还是太迟 了。主张抵抗共产党的各派可能还会在南方和西方继续抵抗一些时候，并且可能形成一 个松弛的联盟。但是我认为对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军事援助是很不智的，并且必将 使得沿海省份和华中地区的问题更为复杂。 　　政府领袖经常询问美国政策将是如何，我们对他们有何意见，或者更坚持地问到我 们是否劝总统退休或到海外旅行或以其他方法消除他对国事的绝对控制。在此期间，他 正在逼迫孙科立即组成新阁，但是这位新行政院院长除了刚刚经受了颇为痛苦的开刀手 术，并且在邀请党内核心人物时一再遭到拒绝之外，在他试图拟具名单时又因为总统的 干预而受到阻挠。孙博士因此心情沮丧，而政府连一个执行任务的内阁的外形也没有。 各方面曾劝总统在内阁中组织一个处理紧急事务的小组，赋予完全的行政权力，而他自 己则仅执行宪法上规定的特权而已。一般认为这只有他借某些借口退去牯岭或其他地方 才能做到，但是目前他没有认真地考虑这样做。虽然他曾几次劝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而不 得成功，他还是把胡适召来南京商议，他建议胡适组成为“智囊团”之顾问组织，但如 胡氏指出者，这事实上是一个纸上内阁而已，不会比它所代替的内阁有更多的真正权力 。 　　十二月十七日我曾应约与孙科和胡适分别长谈，但仅能从其中更看清了政府的不知 所从而已。和胡适的谈话特别使人伤心，因为他力图效忠于蒋政府，他代表爱国思想中 最好的一类。胡氏的论点对共产主义是如此不共戴天与不堪忍受的，在其主义方面是如 此彻头彻尾的凶恶，而在其强行极权统治中国时又是如此无情残忍：使得蒋介石虽有其 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只有蒋氏看清这一点，并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 为他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的任何贪婪与其他典型罪恶的人。他相信 如果蒋氏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行解体，而共产党将实际上按他们自己的条件接收过去。 因此，他不知道现在能否说服美国召回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并帮助蒋氏进行战争，而不 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我告诉他蒋政府的主要弱点，他 泪珠盈眶地请求我顾及长久的友谊而告诉他，他应该和蒋总统说些什么，和他自己现在 还能做些什么，因为他已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我告诉他蒋介石政府的主要弱 点在于精神方面而不在于军事方面，军队已失掉了战斗精神，而人民对政府照顾他们的 能力以及他们因而受苦的目标失却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曾再 三向蒋总统进言团结舆论来支持他的无上重要性，但是我失败了。我问胡氏能否出而领 导另一个自由与民主问题之“新思想运动”或“文学革命”，一如他三十余年以前所做 出辉煌成就一样。他说他痛心后悔自日本投降以后他便没把他的才能使用在这方面，而 是如他所做那样，自私地回到和他性情较为相近的学术活动去。这篇长的评论是准备如 果联合政府于来日实现时以供讨论我们的政策之用。推测共产党开始时将占控制的地位 。但他们是否能继续如此，抑或他们的原来地位将有所冲淡或改变，则有赖于若干因素 来决定。非共产党分子参加与施展其自由主义影响至如何程度，便是此等因素中之一个 。另一个因素则是共产党在开始时需要采用容忍的路线，因为他们本身能力有限。这无 疑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策略，但是在那阶段中，他们本身的思想与较为自由的观念之 间的相互作用，将会有长久的影响。 　　　　　　　　司徒 　　　　　　　　1948年12月21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