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自述 　　　　　　　　　　　　　　　李大钊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 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 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 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 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 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 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 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 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 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 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 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 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 。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 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 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 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 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 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 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 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 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 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 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 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 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 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 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 ，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 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 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 、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 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 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 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 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 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 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 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 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 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 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 ，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 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 ，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 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 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 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 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 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 ，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 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 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 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 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 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 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 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 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 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 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 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 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 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 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 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 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 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 ，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 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 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 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 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 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 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 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 化。谨呈。 李大钊 （按原件刊印；资料来源：李大钊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