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
         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
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
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
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
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
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
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
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
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
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
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
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
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
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
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
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
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
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
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
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
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
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
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
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
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
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
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
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
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
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
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
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
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
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
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
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
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
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
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
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
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1〕和罗章龙〔2〕、
张国焘〔3〕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
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
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
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
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
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
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
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
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
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
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
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
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
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
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
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
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
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
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
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
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
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
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
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
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
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
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
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
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
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
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
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
“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
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
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
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
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
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
“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 (八
七会议) 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
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
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
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
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
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
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
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
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
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
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
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
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
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
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
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
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
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
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
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
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
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
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
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
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 (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
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
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4〕。 它正确地
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
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
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
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
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
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
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
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
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
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
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
“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
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
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
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
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
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
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
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
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
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
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
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
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
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
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
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
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
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
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
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
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
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
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
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
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
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
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
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
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
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
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
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
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
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
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
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
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
间) 。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
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
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
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5〕 ，因而使江西
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
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
○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
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
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
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
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 (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
略上的错误”等) ，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
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
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
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
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
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
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
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
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
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
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
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
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
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
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
“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
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
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
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
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
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
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
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
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
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
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
“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
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
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
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
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
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
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
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
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
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
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
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
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
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
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
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
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
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
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
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
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
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
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
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
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
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
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
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
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
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
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
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
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
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
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
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
“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
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
《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
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
“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
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
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
〔6〕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
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
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
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
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
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
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
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7〕、李求实〔8〕、何孟雄
〔9〕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
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
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
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
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化方
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
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
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
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
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
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
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
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
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
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
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
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
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
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
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
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
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
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
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
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
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
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
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
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
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
月二十二日)、《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
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
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一九三二年
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
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
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10〕同志为首的
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
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
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
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
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11〕和一九三
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
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
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
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
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
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
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
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
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
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
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
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
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
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
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
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
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
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
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
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
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
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
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
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
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
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
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 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
“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
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
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
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
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
“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
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
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
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
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
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
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
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
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
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
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
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
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
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
“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
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
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
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
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
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
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
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
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12〕，
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13〕，正
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14〕，组织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
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
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
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
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
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
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
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
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
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
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
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
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
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
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
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15〕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
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九
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 ；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
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
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
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
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
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
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
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
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
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
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
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
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
线 所不了解和违抗。“左” 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
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
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
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
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
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
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的基本任务〔16〕。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
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
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17〕；指出土地革
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
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
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8〕；
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
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
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
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
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19〕。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
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
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
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
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
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
“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
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
变发生以后， 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
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
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
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
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
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
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
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
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
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
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
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
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
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
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
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
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
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
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
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
军队联合抗日〔20〕，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
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
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
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
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
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
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
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
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
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
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
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
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
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
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
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
革命的优点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
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
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 (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
城市不能脱离乡村) ；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
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
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
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
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
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 (而不是
阵地战) ，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
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
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
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
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
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
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
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
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
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
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
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
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
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
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
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
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
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
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
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
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
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
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
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
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
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
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
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
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
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
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
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
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
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
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
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
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
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
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
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
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
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
村根据地 ，实行了一个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
“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
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
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
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
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
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
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
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
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
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
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
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
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
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
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
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
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
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
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
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
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
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
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
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
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
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
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
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 (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
动的来潮和退潮) ，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
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
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
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
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
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
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
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
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
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
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
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
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 (分配土地，
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 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
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
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
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
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
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
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
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
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32〕,“反
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33 〕。这些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
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
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
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
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
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
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
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
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
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
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
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
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
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
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
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
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
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 
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
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
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
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
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
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
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
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
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
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
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
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
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
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
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 (如敌人的强大
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
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 ，则害怕承认，或熟
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
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
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
“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
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
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
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
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
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
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 ，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
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
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
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
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
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
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
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
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
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
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
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
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
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
“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
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
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
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
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
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
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
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
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
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 (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
及其他人民军队) 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
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
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
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
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
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
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 (现
在是减租减息) ，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
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
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
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
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
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
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
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
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
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
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
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
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
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
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
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
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
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
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
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
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
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
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
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
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
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
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
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
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
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
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
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
“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
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
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
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
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
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
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
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
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
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
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 (阶级和人
民) 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
(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
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
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
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
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
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
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
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
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
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
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
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
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
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
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
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
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
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
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
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
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
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 (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
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 ，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
众的宗派主义 (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
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尤其是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
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
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
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
“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
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
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
“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
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
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
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
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
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
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
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 (特别
是工人干部) 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
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
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
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
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
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
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
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
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
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
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
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
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
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
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
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
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
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
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
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
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
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
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
时 ，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 ，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
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
“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
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
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
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
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
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
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
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求事求是，而
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
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
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
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
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
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
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
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
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
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
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45〕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
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
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
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
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
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 
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
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
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
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 (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
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 。这就是
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
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
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
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
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
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
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
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
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
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
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
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
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应当指出：
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
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
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
“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
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
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
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
的成绩 (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
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 。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
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
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
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
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
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
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
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
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
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
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
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
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
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
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
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
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
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
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
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
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
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
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
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
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
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
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
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
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
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
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
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
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
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
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
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
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
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
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
基主义〔48〕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
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
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
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
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
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
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
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
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
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
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
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
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
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
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
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
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
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
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
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
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
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
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
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
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
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
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
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
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
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
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
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
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
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
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
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
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
“左”倾错误 (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
导机关至三次之多) ，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
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 (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
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
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
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
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
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
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
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
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
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
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
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
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
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
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
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
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
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
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
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
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
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
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
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
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
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
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
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
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
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
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
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
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
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
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
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
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
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
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
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
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
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
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
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
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
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
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
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
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
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 
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
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
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
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
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
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
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
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
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
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
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
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
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
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
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
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
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
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
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
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
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
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
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
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
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
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
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
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
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
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
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24〕。
   〔4〕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32〕。
   〔5〕一九三○年八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
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
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
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
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
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
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6〕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
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
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
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
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
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
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
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共
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
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
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
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
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
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中央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
建游击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7〕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
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
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
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
牲于龙华。
   〔8〕李求实 (一九○三──一九三一) ，湖北武昌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
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
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
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牺牲于龙华。
   〔9〕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
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
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
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10〕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
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
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
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
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
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
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
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
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
飞机失事遇难。
   〔11〕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
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12〕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包括陕甘边
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
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
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
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
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
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8〕。
   〔14〕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15〕参见斯大林 《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
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
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 和《论中国革命的前
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
495页)。
   〔16〕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7〕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
质问题》部分。
   〔18〕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
   〔19〕见本书第一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
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
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
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注〔17〕。
   〔2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注〔2〕。
   〔2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
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4〕见本书第一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见本书第一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
   〔26〕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书第1卷第98-99
页)。
   〔2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
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
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
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 9 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
   〔29〕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58页)。
   〔30〕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
   〔31〕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
   〔32〕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
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
页)。
   〔33〕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 1 卷第
192页)。
   〔34〕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
   〔35〕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
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6〕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7〕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
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
28、30页)。
   〔38〕罗明 (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
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
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
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
“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
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
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9〕“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
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
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
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
不虐待俘虏。
   〔40〕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
   〔4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五
章。
   〔42〕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冲破
五次“围剿”的总结》。
   〔43〕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
   〔44〕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一卷《 关于纠正党内的
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4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
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页)。
   〔46〕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 布)莫斯
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47〕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48〕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
八一) 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
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
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9〕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原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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