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诉

　　　　　　　　　日化局　俞士忠

　　过去，听说《修养》是一本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觉悟的“好书”，
是每个要求入党同志的“必读书”。我申请入党十二年了，深深
地中了黑《修养》的毒，特别是它鼓吹的奴隶主义的黑理论，我
几乎照单全收，毫不怀疑。

　　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
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危害革命
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可是，我
过去却违背了这些教导，而按照黑《修养》的要求，替自己立下
了一个标准：即坚决做一个“驯服工具”，做到“组织上绝对服
从”，“无论政治上对不对也要服从”，“即使上级真错了，也
还要服从，先照错的去做”，“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
犯错误”。自己总认为，领导上是一贯正确的，应该无条件地服
从，尤其是要服从自己的顶头上司。于是，我就拼命地埋头苦
干、任劳任怨，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讨价还价。因此，受
到了表扬，评上了“五好”。这就更使我深信做“驯服工具”没
有错，因为，驯服到一定程度，就可入党了。
　　另外，在平时工作中，我也不给领导提意见。“经验”告诉
我：向领导提意见太多，太尖锐，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既然
自己是个工具，既然领导就是党的化身，我只要跟着一起跑就行
了。看到领导的一些缺点，就唯恐他丢了面子，有损“党的威
信”，因此，不但自己不提意见，反而对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同
志有反感，认为是有意调皮捣蛋，别有用心。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处领导王ＸＸ（现是保字号组织
《红心向阳》战斗团的核心人物）赤膊上阵，矛头向下，带头围
攻局内群众，并要我多写上纲的大字报。我当时想：领导的指示
下来了，看来重点是上面定的，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坚决完
成。黑《修养》里说“服从组织，服从多数，服从上级是绝对
的，无条件的”，“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因此，我就按照领导
意图，积极起草和抄写了许多围攻的大字报，并努力上纲，乱扣
帽子，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和工具。
　　当时，局内同志有些议论，自己也感到大字报帽子大，内容
空，没有说服力，有些动摇。但“领导——党的化身——绝对服
从”的“指示”又在考验我，怎么办？做容易驾驭的驯服工具
呢，还是做不容易驾驭的调皮工具呢？我要求进步，要靠拢组
织，应该驯服，应当继续按领导意图去做。甚至在后来的一次会
上，王ＸＸ看出形势不妙，说：“大字报里的帽子不是我扣
的”，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时，我还是按照黑《修养》里说的
“委屈求全”“容忍”“原谅”，打掉了牙齿，硬往肚子里咽。
　　由于自己深受奴隶主义的毒害，长期以来，掌握不住斗争大
方向，分不清大是大非。“七·二九”以后，领导告诉我：“现
在坏人向党进攻”，“装二、三十天哑巴，情况就清楚了”，并
叮嘱我：“跟大多数党员走没有错”。当“保皇兵”成立时，我
就抱着“跟大多数党员走没有错”的决心，为之摇旗呐喊，并积
极参加保守派的一切活动，如写大字报、上台发言、喊口号等，
我总是竭尽所能，不甘落后。总之，运动以来，我长时间地扮演
着保皇角色，起了绊脚石的作用。
　　伟大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深深地震动了我，我们伟大的
领袖毛主席坚决支持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才使我逐步醒悟过来，
才使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次全国人民向党内头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起总攻、彻底批判刘氏黑《修
养》的革命批评进去中，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自己是上了黑
《修养》的大当。它使我长期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政治上可怜
的糊涂虫。在这次运动中，又使我跌了个大跤！
　　反动的奴隶主义，是毒害人们灵魂的麻醉剂，是中国的赫鲁
晓夫——刘少奇篡党篡国的理论根据。试想，一旦刘少奇振臂一
呼，还不是有许多“驯服工具”跟着他跑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
吗？我们的党不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了吗？千百万革
命群众不就人头落地，国家就要变色了吗？这是多么危险啊！
　　现在，我要愤怒控诉这本坑人的黑《修养》，要彻底粉碎套
在自己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坚决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上来，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
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肃清黑《修养》的余毒，同广大革
命派的同志一起，坚决将刘少奇斗垮、斗臭、斗倒。

（一轻部《红色青年》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