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途局《电报大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调查报告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作战组驻邮电部调查组 　　我们于5月初进入长途电信局，在一个月的调查中，我们听了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 红电》和《红讯》负责人对局内运动的介绍，参加了军管会主持的双方辩论会及两大组 织召开的各种活动，并听取了军管会同志、卫戍区同志、红旗杂志社记者及局内干部和 群众的意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材料，我们向红代会汇报如下： 　　一、群众组织概况： 　　长途电信局共三千多人，目前有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红电》和《红讯》，《红 电》一千五百多人，《红讯》人数略少于《红电》。 　　《红电》（红色电信工人革命派联合总部）；最早于去年12月28日成立红色造反者 联络站，以后不断发展壮大。3月中旬，由红色造反者联络站，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联合 成立《红电》。《红电》是工代会所属组织，得到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 支持，《红电》中基本群众占的比例大。 　　《红讯》：最早于去年12月29日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与以后陆续成立的红讯兵 等组织组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红讯》中有五多：文革委员多，党团员多， 班组长多，小积极分子多，转业干部多。全局文革委员144人，站在《红讯》方面的有1 19人，占83.3％，其中局文筹正副主任、委员都在《红讯》一边。 　　二、长途电信局两条路线的斗争： 　　长途电信局两条路线的斗争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从成安玉、雷振歧为首的工作团、队和局党委绳吉伦、冯世珍等人狼狈为奸 ，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 下去。 　　1966年6月1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 了长途局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6月上旬，革命群众革命热情高涨，贴出上万张大字报 ，揪出了长途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季荣。6月11日，工作队、局党委作出张 季荣停职反省的决定。 　　6月6日，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工作队党委常委常焕然提出：“调转枪口对内，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冯世珍扬言：“谁反对邮电工作团，谁就是反 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为工作团、队和局党委镇压长途局文化大革命定下了基调。 　　6月13日，宣布四清工作团、队改为文化大革命工作团、队。工作团、队在幕前，局 党委退居幕后，狼狈为奸，忠实贯彻执行刘、邓、薄的黑指示，在长途局实行资产阶级 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1．策划6.13“反革命”事件。 　　6月13日，在工作团、队主持的大会上，局党委常委绳吉伦、冯世珍登台把揭发前工 作团团长钟夫翔问题的邓禄封（工会主席）、侯佩云（团委书记）打成“一个有阴谋、 有组织、有计划、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加在邓禄封、侯佩云身上的三条“罪 名”：（1）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2）给钟夫翔贴了大字报；（3）到新 市委去反映了长途局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三条“罪名”完全说明了邓、侯的行动是革 命的行动。 　　工作团、队和局党委一手策划了6.13“反革命”事件，在6.13以后，围绕这个“反 革命”事件为中心，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大抓“反革命”，许多革命同志受到围攻、迫 害，实行白色恐怖时间长达两个多月之久，（一直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涉及 人数达28人之多，其中有九名中下层干部被揪出劳改，受围攻、打击、靠边站、撤职的 有十九人。 　　2．将斗争矛头指向中、下层干部和群众，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 　　工作队和局党委绳吉伦、冯世珍之流制造“长途局的干部班子烂掉了”“长途局的 干部必须一扫而光”的反动舆论。工作队定出408人的揪人指标，冯世珍定的是干部揪出 60人，职工揪出300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中下层干部和群众。在这段期间，工作团、队和 局党委挑动干部斗群众，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混战一场，造成一片白色恐怖。他 们用所谓的迫害干部事件，对中下层干部进行政治迫害。前前后后在长途局一共揪出“ 牛鬼蛇神”218人，由民兵监督劳改（其中：干部57人，达48.2％，职工150多人。）在 这中间，冯世珍充当了工作团、队和局党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先后公布了四 十多人的档案，并指使各车间文革抓人。同时，工作队把八个基层干部和群众打成“四 家店”集团，把三名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同志打成“三家村”。 　　3．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季荣 　　工作队党委常委常焕然说：“在工作队撤走以前，工作队一直认为张季荣是一、二 类干部。”他们和局党委合谋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季荣。7月12日在革命 群众要求斗争张季荣的强烈呼声中，工作队和局党委一手策划了第一战斗小组，以局党 委冯世珍、赵希忠、绳吉伦、吴永图等党委委员为主共10人组成，以斗张季荣为名，实 质上是将张季荣保护在房间里，逃避了群众对张季荣的揭发、批判、斗争。他们保了张 季荣，也保了局党委内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在工作团、队撤走以后，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及其御用工具工作队泡制的 局文筹继续执行一条没有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11日，以欧阳宇为首的44名转业干部（从通信兵部和北京卫戍区转业的）陆续进 入长途电信局充实工作队。工作队撤走以后，44名转业干部担任了局的各级领导，并由 欧阳宇、韩金波和原党委中的绳吉伦、赵希忠、冯世珍、吴永图组成新党委。欧阳宇、 韩金波进入长途局以后，不仅没有和群众一道肃清工作队和原局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流毒，反而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冯世珍、绳吉伦之流同流合污，脱离群 众、高居六楼，操纵着局文筹，继续执行着没有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 群众，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归纳起来，在红联1.24夺权以前，主要表现 在： 　　1．继承工作队的衣钵，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中下层干部和群众，实行白色恐怖，8 、9月间，又揪出大批中下层干部和群众，完成工作队没有完成的揪人指标。 　　2．阻止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份，冯世珍阻止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工作队，不让贴工作队的大字报。红旗十三 期社论发表后，10月初欧阳宇主持的党委会上，公然作出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 接进入斗、批、改的决定，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10月底，被迫停止斗、批、改，由文 革筹委会作了十多分钟的“有就反，没有就不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报告 。 　　3．保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冯世珍。 　　10月初、12月初两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保护冯世珍的决定。他们把罪恶累累的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顽固分子冯世珍封为“闯将”“左派”。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 ，转业干部ＸＸＸ甚至喊出：“保冯世珍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反动论调。千方百计地阻 止革命群众对冯世珍的批判。12月中旬，在革命群众要求批判冯世珍的强烈呼声中，局 常委竟然一反常态地做出让工作队回局检查的决定，以转移革命群众对冯世珍的批判。 在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的包庇和纵容下，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冯世珍更 加嚣张地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在12月14日党委召开的全局职工大会上，公然把群众对 他的揭发、批判诬蔑为“以张季荣为首的牛鬼蛇神煽起的一股黑风对他进行围攻”，继 续压制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4．拒不执行军委的紧急命令，拒不给错打的革命群众平反。拒不交出黑材料。1.1 7革命群众奋起查封黑材料，副局长陈登峰无理撕毁封条，说：“你们敢封，我就敢撕。 ”他还要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红联》辩论，扬言：“挑起武斗我负责。打死人我负责 。” 　　5．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季荣。 　　副局长韩金波11月底曾说：“张季荣是一、二类干部”，在10月份局党委组织“斗 ”张季荣，他们继承工作队的衣钵，把斗争张季荣的范围继续限制在第一战斗小组、车 间代表的小范围内，以保张季荣过关。 　　（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红联》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等群众组织成立 　　（1）《红联》的成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困难？阻力那么大？就是因为权还掌握在以欧阳 宇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局党委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革命群众， 庇护冯世珍之流。长途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冯世珍不仅没有得到批判，反 而变本加厉地压制革命群众。不批判冯世珍，被压制、被打击的革命群众和干部就起不 来，不批判冯世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工作队就无法批判。积两三个月的 斗争经验，革命群众认识到必须首先批判冯世珍，踢开这块绊脚石，才能深入批判工作 团、队、局党委、文筹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月下旬，革命群众要求批判冯世 珍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在12月初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再一次 作出保护冯世珍的决定．他们把革命群众对冯世珍的揭发诬蔑为“以张季荣为首的牛鬼 蛇神和一部分没有揪出的牛鬼蛇神联系起来对左流的进攻”。他们煽动一些保守势力围 攻革命群众，说什么“牛鬼蛇神翻天”、“现在是张季荣刮起的一股黑风”。……这样 ，要不要批判冯世珍，实质就是要不要批判长途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上“革”与 “保”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22日，局党委对抗革命群众的要求，一反常态地让 工作队回局检查，企图转移对冯世珍的批判。在这个会上，几十名革命职工和北邮东方 红同学造了反。12月26日，坚决批判冯世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职工从白色恐怖下 杀了出来，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简称《红联》）。同时，迎合局党委保冯世珍、 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部分职工，以批判工作队为名，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2．《红联》成立后的斗争： 　　《红联》成立以后坚持批判长途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冯世珍，冲破局党 委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层层阻力，揭发了冯世珍大量的罪行。主要有：对1942年 整风抢救心怀不满，1959年反右整风公然对抗中央决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涂 脂抹粉，鸣冤叫屈；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充当了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用公布私人档案的卑劣作法来打击不同意见 的职工。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在元月11日揪出了冯世珍、14日邮电部宣布了冯世珍 停职检查。 　　元月17日《红联》冲破局党委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阻挠，查封了黑材料。 　　《红联》等革命群众进一步批判了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错误。1月24日在欧阳宇等人的唆使下，87名转业干部发表“造反 声明”，离开生产领导岗位，跑回通讯兵部去闹革命了，这是明显地向《红联》等革命 群众示威，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红联》坚决同局党委唆使转业干部“ 撂挑子”的行动作了斗争。《红联》等革命群众坚决为6.13事件平反，为事件中受迫害 、受打击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平反，他们这一革命行动遭到局党委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的反对，攻击《红联》等革命群众组织是为”牛鬼蛇神翻案”。 　　3．1.24夺权： 　　面临着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临着局党委的阶级斗 争盖子远远没有揭开，面临着在欧阳宇等人唆使下转业干部的“撂桃子”行动将使生产 受到影响，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1月24日《红联》等革命组织联合北邮东方红 、戏剧学院长征红卫兵奋起夺了以欧阳宇为首的这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权 。在1.24夺权以后，《红联》等革命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从几百人增加到一千多人的队 伍。 　　（四）三·七反夺权是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一手策划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 命复辟逆流 1．三·七反夺权是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一手策划的。 　　2月23日欧阳宇、韩金波、吴永图、陈登峰四人发表一个声明和五个通告，表明局党 委赤膊上阵，为反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一个声明完全否认1.24夺权，攻击1.24夺权，“不符合大联合的原则，不符合在广 泛地群众运动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夺权原则，也不符合内部为主的原则……鉴于以上情况 ，我们宣布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的夺权无效”。声明并引用了红旗杂志三期社论中的一段 ，恶毒攻击《红联》是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 组织，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扬言1.24夺权是“牛鬼蛇神翻天”。 　　相继发表的五个通告，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抓住《红联》在前进道路 上的一些过火行动，在解散局党委、政治部的问题上，在设立监督小组问题上，否定《 红联》的革命行动，以达到全盘否定《红联》大方向的目的。在第二号通告中，欧阳宇 等人公开号召转业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把长途局 的所有党、政、财、文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里”。这就是公 开向保守势力发出号令，要他们向以《红联》为代表的革命组织进行反夺权。 　　一个声明五个通告出来以后，保守势力活跃起来了，全部中层转业干部纷纷倒向红 讯兵一边，他们组织大批大字报“评红联的大方向”矛头指向“红联”等革命组织，这 就是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赞赏的“小高潮”。 　　3月6日欧阳宇、韩金波、吴永图、陈登峰发表声明，表示坚定地站在《红讯》一边 ，井发表了所谓《红联》盗窃两清材料的声明。之后绳吉伦、何轰、贾锋戈也发表声明 ，攻击《红联》并表态站在《红讯》一边。这样在党委中除赵希忠表示支持1.24夺权外 ，所有的常委都站到了《红讯》一边，为三·七反夺权做好了舆论和组织准备。 　　在三．七反夺权以后，陈登峰直言不讳地说：“过去红联乱抢乱砸搞得红讯兵都没 有人了。我们四个人出了一个声明五个通告，紧跟着群众又起来了，其实我们这几个文 件早就起草好了（注：1月27日写好的），为什么二月二十三日发表呢？再不出，这一派 就完了。这是我局运动的一个高潮，一个小高潮，三·七是大高潮。”这段话完全暴露 了《红讯》是局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三·七反夺权是局党委一手策划的，是蓄谋已久 的。 　　2．三·七反夺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打击革命组织，实行白色恐怖： 　　在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一手策划下，3月7日《红讯》向《红联》等革命组织进行 反夺权，他们搞了突然袭击，对《红联》等革命组织实行打、砸、抢等恐怖手段。夺权 以后临时革委会连续发出七个通告把斗争矛头指向红联等革命组织。 　　在第一号通告中他们把《红联》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借口《红联》是反革命组织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全红总）所属北京分团东方红四队十五分队（后改名为先 锋战斗队）的操纵指挥者”，“坚决取缔”并“勒令该站首要人员停止一切串联活动， 进行彻底交待。”事实表明他们把《红联》与反革命组织《全红总》联系在一起，完全 是局党委策划的政治陷害，也是他们进行反夺权的主要借口。 　　在第二三号通告中把《红联》主要负责人王兆成、陈秀章、纪健庸、宋志纲、张春 茂以及保卫部袁ＸＸ、郭ＸＸ等同志打成反革命，“立即停止一切串联活动，勒令其彻 底坦白，认真交代，将功赎罪。” 　　在通令中无理宣布“红联”3月8日召开的会议是“非法的不得召开”并威胁其他群 众组织“如欲和《红联》一起召开会议，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任”。对于这种白色恐 怖，《红联》进行了斗争，在局召开不成，就改在街头召开大会，这就是造成3.8和3.1 7两天在街头召开大会的事件。 　　在第六号通告中，他们宣布以前工作证上盖的大楼的标志无效，需加盖武装部的章 方可进楼，企图高压手段让《红联》的革命群众承认夺权。他们以保卫安全为名，实际 上无理不给王兆成等七位同志盖章进行政治迫害。《红联》的革命群众为了争取上班的 权利，进行了三天半的斗争，这就是局党委和《红讯》说的《红联》的所谓罢工事件。 　　（2）搞“三凑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 　　三．七反夺权以后，立即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把吴永图、韩金波塞进了临时革 命委员会。 　　吴永图：（党委常委、副局长）1964年来局，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策划者 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未作检查，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前党委书记张季荣借口不了解情况不予揭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冯 世珍一张大字报未贴。 　　韩金波：（副局长）1966年8月来局的转业干部，曾参加工作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 中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策划者之一。他诬蔑革命群众 对冯世珍的揭发批判是“落井下石，要置冯世珍于死地，而后快”。还说过：“冯世珍 的揪人指标是有根据的。”为冯世珍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辩护。他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季荣还是一、二类的干部。 　　可以看出，吴永图、韩金波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划清界线，和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没有划清界线。把他们塞进临时革命委员会是典型的三凑合，是资本主义复 辟。 　　（3）冯世珍反攻倒算、全盘否定《红联》等革命组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在三．七反夺权的前后过程中冯世珍非常活跃，2月23日欧阳宇等四人的一个声明和五个 通告出来以后，冯世珍扬言要和《红联》辩论，在三．七反夺权的当天，冯世珍竟然到 《红联》去要他的检查，并蛮横地说：“我不再检讨啦，你们大方向是错的，我看透了 你们的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五）在三．七反夺权以后，《红联》的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斗争。他 们顶住一股股逆流。3月14日《红联》和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红 电》总部。通过一个月的艰苦斗争，4月8日在长途电信局实行了军管。 　　结论： 　　综合分析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红电》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 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持批判 长途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冯世珍和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张季荣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体现 了长途局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红讯》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立场上，处处对抗《红电》的革命行动，充当了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镇压长途局文化 大革命，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御用工具，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其理由如次： 　　（一）《红电》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十一月下旬《红电》坚持批判长途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冯世珍是完全 正确的。代表了斗争的大方向。当时为什么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很 大，就是因为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在工作队撤走以后，仍然执行着一条没有工作队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革命群众，保护工作队，保护 冯世珍，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冯世珍不仅没 有得到批判，反而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压制革命群众，使长途电信局文化大革命 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怎么能想象，在局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之下，怎么能批 判工作队？那只能是局党委搞的假批判、真包庇。《红联》的革命群众就是面临这种局 面，组织起来批判冯世珍的，他们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从白色恐怖下杀出来 。这是《红联》立下的一大功勋。他们造了冯世珍的反，造了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1月24日夺了局党委这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权，把文 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好得很！真正代表了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红讯》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在批判冯世珍的问题上，在抢黑材料 的问题上，在为6.13事件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平反问题上，在批判局党委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问题上，在1.24夺权问题上和《红电》相对抗，围攻革命群众，以至发展到三 七反夺权，充当了以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御用工具。他们是 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是局党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御林军。目前《红讯》攻击《红电》 三个问题，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充当了局党委压制革命群众的喉舌。 　　1．关于张季荣问题： 　　张季荣是运动初期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讯》的 头头攻击《红电》保了张季荣，完全是颠倒是非，混肴黑白。真正保张季荣的是工作队 和局党委。工作队在撤出以前一直认为张季荣是一二类干部，韩金波也说过张季荣是一 、二类干部，工作队和冯世珍、绳吉伦之流，抛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正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张季荣，保护他们自己。可是他们却反 咬一口，把保张的罪名强加在革命群众头上，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用心何其毒也 。这是局党委和工作队镇压群众运动挥舞的一根大棒。《红讯》的头头配合局党委用这 很大棒来镇压群众运动，恰恰表明了他们是充当了局党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事实 上《红讯》保冯世珍、保局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保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张季荣。 　　2．关于工作队问题： 　　在工作队问题《红讯》的头头攻击《红电》批判冯世珍是为了保工作队，这是毫无 道理的。在11月下旬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要批冯世珍，前面已讲了。冯世珍和工作队 是一丘之貉，批判冯世珍怎么会保得住工作队呢？这种论调也是从欧阳宇为首的局党委 那里放出来的。他们耍阴谋，在12月中旬，一反常态地让工作队假检查，以此来转移对 冯世珍的批判，以达到保冯、保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目的。 　　在这里《红讯》的头头恰恰又配合了局党委的论调，向革命群众挥出大棒。我们认 为在最早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中，有一些同志（十一名职工）被工作组打成“三家 村””四家店”。这些同志要求批判工作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对冯世珍的面目 认识不清，对当时全局的形势认识不清，以至于被局党委利用来假批工作队，真保冯世 珍，站到了《红电》的对立面，充当了局党委镇压群众运动的打手。 　　3．关于对赵希忠问题： 　　局党委副书记赵希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 们认为革命群众对赵希忠的批判是可以的。但是，目前《红讯》的头头集中了全部力量 斗争赵希忠，是怀着打赵希忠，开脱冯世珍，攻击《红电》的卑鄙的政治目的的。根据 我们掌握的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赵希忠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季荣的排 挤，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赵希忠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在《红联》1.24夺权问题上 ，赵希忠是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的唯一的局一级干部。为此，赵希忠遭到了局党委中坚 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孤立、排挤，这种孤立是光荣的。1966年12月5日党委扩 大会议上，赵希忠提出与冯世珍的八点原则分歧，认为冯世珍“300个职工和60个干部” 的揪人指标是‘路线问题”。从这八点原则分歧可以看出，赵希忠和冯世珍是有斗争的 ，冯世珍和局党委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认为赵希忠“右倾”。恰恰说明 了赵希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抵制过冯世珍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赵希忠是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局党委中站出来的局一级的干部，局党委 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绳吉伦之流和《红讯》的头头，企图把赵希忠打成 唯一的“保皇头子”。而保他们自己攻击《红电》的卑鄙政治目的必定会遭到可耻的失 败。 　　（二）我们认为《红讯》之所以保，和他们组织中的“五多”是有关系的。局文筹 的委员们，在工作队、局党委操纵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批判，现在他 们又加入了《红讯》，恰恰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继续压制革命群众。我 们和他们负责人的交谈中，在参加他们的活动中感到他们的路线觉悟很低，仍然站在群 众的对立面，如对6.13事件的看法，《红讯》的同志就没有认识到这是工作队、局党委 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归结于群众对邓禄封、侯 佩云的痛恨，把责任推给群众。在对待工作队局党委合谋揪人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如此。 他们往往把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看成是“牛鬼蛇神翻天”、“右派翻天”、‘为张季荣 翻案”，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局党委的论调如出一辙，说明了他们的立场没有转 过来。他们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 　　在局党委中，除赵希忠表示支持1月24日夺权以外，其他的党委委员欧阳宇、韩金波 、绳吉伦、冯世珍、吴永图、贾锋戈、何轰都站在《红讯》一边，转业干部也站在《红 讯》一边，而在运动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站在《红电》一 边，这里也反映了两边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 （工代会北京邮电系统《邮电战报》1967年6月15日）